能不能成功击中这种情怀,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内容于市场的稀缺性、作品本身的质量、档期支持和宣发精准均缺一不可。像《哆啦A梦:伴我同行》能激发童年记忆和集体情怀,“再来一次”的续作就完全达不到同一档次,而《千与千寻》的票房收获,也远高于其他宫崎骏电影的表现。作为民族文化复兴的时代回声,《主角》可谓沁人心脾、振聋发聩,而在其不绝的余音中,也传达出其在艺术上经历的一波又一波艰难探索。这种探索不仅在于它跨越了“语言-文字”和“剧场-舞台”两种异质媒介,将一部65万字的鸿篇巨制和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装进了三堵墙的舞台和180分钟的狭小时空之中,更在于它试图用话剧这一外来艺术形式去演绎秦腔这种古老的民族艺术。这两种艺术在整体语境、叙事方式、表演程式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异,而要跨越这种差异难度巨大。话剧《主角》的改编不仅没有回避这些差异,反而恰恰从这些差异出发。180分钟话剧对65万字小说的改编是以小说中忆秦娥成为主角后经历的几个秦腔剧目为单元的。这样,秦腔的精彩怎样从话剧舞台上展示出来?秦腔主角的魅力怎样通过一个话剧演员的表演表现出来?而且这种展示不仅要呈现秦腔的舞台表演,还要同时呈现秦腔观众的反应等,就成为一系列巨大的难题。可以说,话剧《主角》从编导到表演是在化解这一道道难题中走过来的。